大田老相馆淘出《血证》秘史——发现日军南京大屠杀见证者罗瑾始末-九游会俱乐部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最近，电影《南京照相馆》在全国上映，影片主人公的原型罗瑾保存南京大屠杀日军屠城照片的故事再次引起媒体关注。

　　罗瑾先生1985年至2002年在大田县定居，2005年在上海病逝，享年82岁。

　　1994年12月9日，《三明日报》“大周末”刊登了长篇通讯《血证》，首先报道了罗瑾保存“血证”的故事。从此，罗瑾的事迹被国内外媒体广为披露，由此拍成了电视纪实片《血证》《历史的见证》等，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和全国各地播映，他被媒体誉为“历史的见证，民族的功臣”。

　　《血证》是如何发现的？记者特地采访其作者张盛生和林春忠，了解31年前独家专访背后的故事。

　　林春忠： 小店闲聊发现“血证”

　　“发现《血证》，完全是闲聊得来的。”8月1日，在大田县政协办公室里，林春忠回忆起往事。

　　林春忠现为大田县政协党组成员。1992年至2002年，他在大田县委报道组工作，先后任记者、报道组组长等职。

　　“罗瑾1985年随大儿子罗祖英来到大田县定居，罗祖英在大田石凤水泥集团公司任党委副书记。”林春忠介绍，老人不愿闲着，开了一家“上海照相馆”。

　　因为一辈子都在干这一行，罗瑾的拍照、冲洗照片技术和质量都比别人好，许多单位组织活动拍的照片固定请他冲洗。

　　“罗老当时收了好几个徒弟，他做技术指导，冲洗照片基本由徒弟完成。”林春忠回忆，老人很热情、健谈，和许多顾客都相熟。新闻报道讲时效、抢时间，报道组每次拍完照片，就第一时间去找罗瑾冲洗。

　　1994年11月底，有一次，林春忠到上海照相馆冲洗照片，冲洗等待要花时间，于是便与罗瑾闲聊起来。罗瑾说，自己当年在南京“华东照相馆”当学徒，其间意外发现日军在南京屠城的照片，他冒险保存了这一“血证”。

　　“这是新闻好素材！”林春忠立即拍下罗瑾的工作照，写了图片新闻，并把照片和稿件一起装入信封寄给《三明日报》编辑部。时任要闻部副主任张盛生收到稿件后，发现这是个可以深入挖掘的题材，就电话联系林春忠，决定共同采写。

　　“一个星期左右，张盛生坐班车从三明赶来大田。”林春忠介绍，那时交通还很落后，张盛生坐了大半天班车到大田时，天都快暗了。两人先到照相馆见罗瑾，第二天继续采访了一天时间。

　　“罗瑾是个热心人，当时大田县城办有多家照相馆，但年轻人的技术不如罗老，经常有人来找他请教，比如曝光不够等，罗老都会无私指导，并且找出问题给予解决。”林春忠表示，“通过与罗瑾长期的交往，我感受到正是老人做事用心以及认真的性格，决定了他会做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日军屠城血证的事。”

　　张盛生：夜访罗瑾探问“血证”

　　“那次采访是我当记者生涯中最辛苦的一次，那是罗瑾首次比较系统地追忆往事，有的一时想不起来，需要不断启发回忆。”8月4日，长篇通讯《血证》的另一位作者张盛生通过电话向记者介绍。

　　张盛生现任厦门市人大预算工委副主任，曾在《三明日报》《厦门日报》担任采编部门负责人。

　　那天傍晚，张盛生赶到大田，与林春忠来到位于白岩公园脚下凤山西路外贸公司大楼底层的上海照相馆，罗瑾不在店里。他回来时，骑着摩托车。

　　“下车动作惊人的利索，要不是旁边有人介绍，真看不出老人已经72岁。”张盛生回忆，老人头发已显稀疏，黑里透白；脸上戴着一副茶色眼镜，目光深邃，精神矍铄、满面红光；上身穿着墨绿色衬衫，外套一件蓝色马甲，下身穿着蓝色裤子，有些“洋气”；个头一米七左右，背有些驼，身子骨却很硬朗。

　　“我老了，本来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过眼烟云，但如今每每想起那段苦难日子，两眼就禁不住要流泪。不说别的，单说小时候读书，课本上满目都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亡国奴’的耻辱字眼，当时我们中国被称为‘次殖民地’，何等耻辱！”谈起往事，老人十分激动。

　　“当天晚上，我们采访到深夜，但没有挖出太多的细节。”张盛生说，在灯光昏暗的照相馆里，他和林春忠边听边问边记录。由于罗瑾说话的地方口音重，听起来吃力；讲到的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细节，两人都不太清楚，也没有深入研究过，需要考证。

　　追忆：“回忆录”解密“血证”

　　罗瑾的回忆录为《血证》提供了诸多珍贵的线索。

　　“采访罗老的当晚，我在大田龙山宾馆，一口气读完他已完成部分的回忆录。”张盛生说，凌晨2点钟，自己虽然感觉旅途困顿，却没有丝毫睡意。“此前一连数日读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像过电影般历历在目，跟罗瑾的回忆交织在一起，久久不能平息……”

　　罗瑾，1923年生于南京。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当时，罗瑾一家躲进“难民区”，逃过了这场劫难。1938年1月，他回到家中，并到一家新开的“华东照相馆”做事。其间，他在给日本军官冲印照片时发现日军屠城照片，便偷偷保存，并做了一本小相册，挑选出其中16张具有代表性的照片贴起来。此后照片多次转移和藏匿。1941年，罗瑾被招募到汪伪政府交通通讯集训队，住在毗卢寺。为防照片被他人发现，他冒着生命危险，把相册藏在毗卢寺厕所的墙缝里，用泥糊封。数日后，相册突然不翼而飞，他立即脱队逃离。此后，罗瑾辗转多地，对此事一直守口如瓶。

　　张盛生还记得当时采访的情景。罗瑾告诉两位记者，重新想起相册，完全是偶然。1990年夏，罗瑾在南京一位朋友的儿子出差到厦门，顺道到大田看望他。交谈中，年轻人突然想起曾在南京一张报纸上看过报道，说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一名热血青年冒死保存着一本日军血腥屠杀的现场相片册。朋友的儿子走后，老人心潮起伏，往事涟涟。

　　1991年，他特地写信到南京，向朋友金启祥问起此事，对方寄来一份上海《文汇报》，上面刊载了一篇有关上交相册者吴旋的专访。原来罗瑾丢失的相册被通训队的同学吴旋发现保存起来。1946年8月5日，吴旋将相册上交给南京临时参议会。这16张照片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中成为历史铁证。

　　看了这篇专访，罗瑾彻夜未眠，把此事跟大儿子说了。儿子支持他，认为有必要澄清此事，对历史有个交代。

　　1993年10月，罗瑾趁回南京给妻子扫墓之机，买票进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陈列室，他一眼认出了自己十分熟悉的4张照片，激动地指着照片说：这些就是原来我保存的。此话惊动了周围群众和工作人员，纪念馆资料部主任刘相云闻讯赶来接待罗老。罗老讲述了自己收藏相片的经过，最后还凭记忆画出了相册封面图案。刘相云连忙请老人合影及拍录像留作资料。临别时，恳请罗老写一份有关情况回忆录寄给他。

　　罗瑾回大田后，每天利用凌晨四五点的时间写回忆录。到1994年11月，已经写了3万多字。

　　张盛生读完罗瑾的回忆录，继续采访了一天，又几经资料查证，他与林春忠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血证》终于在1994年12月9日，南京大屠杀57周年祭日前夕发表。后来，《血证》获全国第八届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文章先后被《南方周末》《文汇报》《农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华工商时报》《新华日报》《楚天周末》《南昌晚报》《名人传记》《报刊文摘》等数十家新闻媒体以显著版位采用和转发，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张盛生说，回想31年前采访时协助罗瑾追忆历史细节的情景，现在又得知老人后续完成12万字自传体回忆录《历史的诉说》，自己对这位“血证”保存者更加敬仰。

　　来源：三明日报（大田记者站 林生钟 罗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