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在宋代理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九游会俱乐部

　　杨时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他于北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南剑州将乐县城北郊龟山。学号龟山，病逝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二十四日，享年83岁，他抢救师说，倡道东南，丰富和发展了“二程”（河南洛阳的程颢、程颐）创立的洛学，在洛学向朱熹（杨时第三代传承弟子）创立的闽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洛闽中枢”的重要作用。本文就杨时在宋代理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谈些看法和认识，以此纪念杨时诞辰970周年。

　　一、杨时在抢救师说中起了关键作用

　　北宋时期，中原一些学者根据历史发展的新情况，对孔孟的儒学进行阐述，形成新儒学即理学，使孔孟之道重新得到弘扬，正如杨时在《南剑州陈谏议祠堂记》中说：“自孟之殁，圣学失传，六经微言，晦蚀于异论。宋兴，锄类夷荒，养息百有余年，各儒继出。”当时理学主要有周敦颐创立的濂学，张载创立的关学和程颢、程颐创立的洛学等学派。濂学主要由程颢、程颐承传，周敦颐没有另收弟子。张载的关学后继乏人，只有“二程”的洛学经门下弟子的传承，逐渐形成完整的理学体系。但是，洛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艰难和曲折。

　　北宋政和年间，杨时着手收集和整理《程氏语录》，他写给游酢的信中说：“先生语录，传之漫广，其间记录颇有失真者。某欲收聚，删去重复与可疑者。公幸闲居无事，可更博为寻访，恐有遗失。”“先生之门，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责也。”杨时在其弟子罗从彦的协助下，对收集到的伊川语录进行考证和校正，并分类编录帙。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杨时晚年居乡，遭受兵火之灾，他所收藏的部分书稿包括《伊川语录》散失。后来，他先后从自己的道学挚友胡安国和弟子喻雩得到伊川语录旧本，重新考证编录，终于脱稿成书，书名为《河南程氏粹言》。这年，杨时已82岁，他在病逝的前一年还在整理师说，难能可贵。经过杨时等人多年的努力，先后整理出《伊川易传》《明道先生集》等书稿，使“二程”洛学得以传世，使其门下弟子所传理学为“程氏正宗”。如果没有杨时等人抢救师说，“二程”洛学就不可能传世，也就不会有朱熹闽学的创立。

　　二、杨时讲学倡道是对宋代理学发展的又一大贡献

　　杨时讲学，传授理学，是他倡道东南的重要举措。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杨时在将乐县城西含云寺旁的坡地上建读书楼，次年四月收学生讲学。此后，他先后在浏阳县（今天属湖南省）、虔州（江西省赣州）濂溪书院、福建省的南平及邵武、常州武进城东书院，无锡东林书院，南京（今河南商丘）敦宗院和浙江的余杭、萧山、婺州及湖北荆州、将乐县城北郊封山资圣院等地（处）讲学，培育了一大批弟子。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杨时创办无锡东林书院，其目的就是传道东南。因此他强调读书学习的目的是求贤人之道，像圣人那样做人，归结为两个字就是“求仁”。他倡导的读书方法是“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学道重在悟道。他曾对罗从彦说：“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以盖某所为者如此。”

　　北宋末期至南宋时期，理学文化中心区域逐步从中原地区转移到苏（江苏）、浙（浙江）、闽（福建）等地区，这与杨时等人多年倡道东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理学文化中心区域的形成，需要一大批理学人才的支撑，而杨时等人讲学倡道的实践活动顺应了这个需求。可以说，杨时等人通过讲学等多种形式倡道东南的实践成了理学文化中心区域南移的催化剂。

　　三、杨时丰富和发展了“二程”洛学

　　杨时著文立说，深入研究和丰富、发展“二程”洛学，是他倡道的又一大成果。他22岁时，在将乐县城西含云山读书楼讲学期间，撰写了第一篇论道之文《礼记解义》，此后，他著作不断，硕果累累。至杨时病逝前一年的六十年中，他研究理学的著文共52篇，还在其弟子罗从彦的协助下，编录了《杨时语录》242条，内容涉及理学的多个方面。不仅如此，他在与道友的交往书信中，多为交流悟道的心得体会。

　　杨时在研究理学中，重在悟道。他的著文和语录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和创新之处。理本论是儒学的基本伦理，程颢、程颐承传了这一理论。杨时在坚持理本论，反复强调“盖天下只有一理”，视天理为宇宙事物总根源的前提下，较多地吸收了理学家张载关于“气化一元论”的观点，形成了“理气说”。他在浏阳县作《归鸿阁记》中写道：“盖天地之间，一气而万形，一息而成古今。”他又在《踵息庵记》一文说：“通天地一气耳，合而生，尽而死，凡有心知血气之类，无物不然也。”杨时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气变化而来，气聚成物，气散物灭，但又强调“气”是“理”派生出来的，理生气，理是阴阳二气的主宰者。他的“理气说”，充实和发展了理本论，为其多代弟子所承传。

　　“理一分殊”说是儒学理本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也是古代重要而复杂的哲学命题。他不仅强调“理一”的本体地位，而且重点阐明了“理一”与“分殊”的关系是事物的体用关系，不可分割。“格物致知”说是儒学中的又一基本观点。杨时在阐述《大学》一书时，把程颢老师侧重阐发反身而诚知天理的“万物一体”的心理体验论和程颐老师强调“遍求物理”的观点结合起来，提出“极尽物理，反身而诚”的观点。杨时在研究心性学时，提出“静中体认”的新观点。他认为心性修养“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黜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中之义自见。”杨时还注意借鉴佛学的一些思想观点。如在研究心学时，他就指出：“君子之治心养气，接物应事，唯直而已，直则无所事矣。……《推摩经》云：‘直心是道场。’儒佛至此，实无二理。”

　　杨时在宋代理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后人多有评价。元至正五年（1345年）编纂的《宋史》第四百二十八卷《列传》第一百八十七目“道学·程氏门人”载有《杨时传》，文中写道“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朱熹、张载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清朝初年，无锡的著名学士高世泰曾为东林书院题写“洛闽中枢”的匾额，这概括了杨时承洛启闽的重要作用。许多学者皆尊杨时为闽学鼻祖。

　　来源：三明日报 （作者范立生，为福建客家研究院研究员，将乐杨时研究会顾问）